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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用了什么和什么引导少年
回答如下:
陶渊明用了禾苗和磨刀石引导少年。
1、陶渊明说:“这禾苗每时每刻都在长,只是短时间察觉不到。知识的增长也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有时连自己都不能察觉。哪里会有什么捷径!”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一本说:“读书学习只要持之以恒,勤学不止,就会由知之甚少变为知之甚多。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却每天有所长啊!”
2、陶渊明进一步引导说:“这是农夫们天天在这里磨刀,年复一年磨损而成的,绝不是哪一天就磨出这个样子来的呀!”少年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陶渊明看出这一点,又接着说:“从磨刀石,我们可以悟出另一个学习的道理来,这就是:辍学如磨刀石,不见其损,却每天有所亏。”
陶渊明消极避世的原因
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逆自己的“韵”和“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陶渊明和苏轼的归去的区别
陶渊明与苏东坡的归隐比较
陶渊明本不反对走仕途,相反,他当初是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进入官场的,毕竟,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最常见、最正统、最容易走通的道路就是当干部。但由于陶渊明不适应官场繁琐的显规则和潜规则,放不下“臭老九”的架子,不愿意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中,陶渊明最后选择了“守拙归田园”。辞职后地位没有了,俸禄没有了,趋炎附势的朋友没有了,虽勤于耕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日子还是很清苦。但他“不戚戚于贫贱”,“衔觞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渊明时代人少地多,没有环境污染,不难找到山清水秀的清静之所,他能够通过原始的农耕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但因为不求甚解,所以看的书多;因为辄饮必醉,所以喝的酒多。买书买酒在当时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增加了不少经济支出,所以,生活时常窘迫。好在那时文化人少,陶渊明在乡下更是稀缺资源,识个文、断个字、当个家庭老师之类的,还是有用的,加上乡风淳朴,总有人接济他,使得他能够忘机于世外桃源,从而给后世树立了高人逸士的形象。
六百多年之后的苏东坡是陶渊明的忠实粉丝,他真切推崇陶渊明的隐逸风度,发掘出其更多的美学价值。
与陶渊明相比,苏东坡的才学更全面,他既是书法家(宋四家之首),又是画家(如枯木竹石图)、美食家(如东坡肉)、服装设计师(如子瞻帽),其最突出的成就是诗文和词作,尤其是词作,苏东坡对当时流行的娱宾遣兴、依红偎翠为格调的俗词注入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苏东坡式的超脱、飘逸、思辨的情趣和节操,这种雅化的词风,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发展思想,影响深远。
苏东坡的才学积累和展示得益于北宋偃武修文的国策。当时文坛思想活跃,群星闪烁,文化人占据了社会上层。苏东坡立志报国,他思想敏锐,文笔犀利,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改革派上台他挑刺,保守派上台他也挑刺,甚至连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敢揶揄,整个一个愣头“愤青”。同僚虽以敬佩或嫉妒的方式承认他的才学,但往往忍受不了他的个性。
苏东坡的一生像过山车,满腹经纶变成了“一肚子不合时宜”。他从高考成名开始,几十年多次下岗、待业、行政记过、降职甚至判刑入监,几乎“断了老头皮”,“破灶烧湿苇”的窘迫,“缥缈孤鸿影”的悲凉,“自稼躬耕”的艰辛,虽“长恨此身非我有”,但终未能“忘却营营”,一生没有远离仕途主线,最终在工作调动途中溘然长逝,“江海寄余生”“一蓑烟雨任平生”只是寄托于诗词中的理想,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豪迈,更有“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如梦”的感慨。
陶渊明身心俱隐,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而苏东坡一直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归隐,这更符合不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其内心的纠结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受陶渊明、苏东坡们的影响,之后遭遇社会矛盾、仕途坎坷、生活困顿的文人士大夫不再完全服从于传统的儒家教化,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就是不再以官场为雅、仕进为雅,而是以山野为雅、归隐为雅。
陶渊明的三大爱好
陶渊明一生有三大爱好喝酒、读书和抚琴。借助《陶潜传》中陶渊明乐琴书以消忧,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隐士陶渊明的性格、生活情趣及价值取向:少年时心怀高尚,知识渊博善于做文章,洒脱大方不拘谨,弹琴消忧,自得于真性情,淡泊明志,乐天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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