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为什么是护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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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蔡锷为什么是护国将军
2. 蔡锷如不死，是否会成为唐继尧那样的大军阀
3. 为什么蔡锷一开始劝袁世凯君主立宪，后来却又起兵讨袁
4. 蔡锷最先提出的什么打法

蔡锷为什么是护国将军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年杰出军事领袖。

蔡锷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后于1915年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

蔡锷如不死，是否会成为唐继尧那样的大军阀

蔡锷如不死，他已经是一个军阀了，四川也没有熊克武、刘湘什么事了。

蔡锷这一代人，他们站在时代变迁的一个风口上，在心藏壮志的同时，在试图去践行心中理想的同时，在意气风发的同时，也是胆颤心惊的，因为在他们的前面已经没有路了，他们要自己披荆斩棘地走出一条路来。

如果哪一天他们走不下去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只会是万丈深渊。

蔡锷的一生，也是如此，他也是在小心翼翼地在黑暗里探索者前路。

他心里想着中国，这一点也不用怀疑，可是这却不是说他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他也不可能没有私心。

我们说蔡锷是“英雄”，这也没错，因为他确实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他自己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在1911年的时候，在云南领导新军响应了辛亥革命，让云南走了一条应该走的路，也是他自己应该走的路，所以云南成立了军政府，他成了督军；一件是在1915年的时候，他从北京跑回云南，然后率先发动了护国运动，他也因此成了一面旗帜，后来其他省份纷纷响应，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蔡锷也取得了护国战争的胜利。

可是，蔡锷在1911年当上云南都督以后，为什么会离开云南去北京？

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中华民国得以成立，孙中山不得不如约此去总统一职，让袁世凯这个当时手里枪杆子最多的人接手中华民国。蔡锷、阎锡山他们是打着响应革命的旗号去推翻原来的地方政府，成立所谓的军政府的吧？现在中华民国成立了，他们是不是得听中华民国政府的？

可是，云南当时似乎不是很听话，所以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为了消除隐患，袁世凯将蔡锷调到了北京。

所以，有人说袁世凯是为了监控蔡锷，所以才调他去北京的。

不过，为什么这么多督军，袁世凯不调，却要去调一个远在云南的蔡锷？

一个原因是袁世凯想看看能不能让蔡锷位自己所用，实际上，袁世凯一直挺欣赏蔡锷。

一个原因则是袁世凯想要确实趁此机会监控蔡锷，因为云南确实不够听话。

这时候的蔡锷就是一个军阀，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因为袁世凯的强势，所以他不得不去北京。到了北京后，他想要得到袁世凯的重用，组织了军事研究会给袁世凯献计献策，巴结袁世凯的亲信和心腹，俨然一个政治投机者。

所以，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嗑瓜子、吃西瓜，对“二次革命”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等到袁世凯收拾完孙中山，对着他喊了一声，来北京！

他便只能乖乖地去了。

1915年的时候，袁世凯说要称帝，各方势力为了讨好袁世凯，纷纷点头说好，然后又一起联名“劝进”，话也说得很肉麻，让袁世凯看了都觉得好像自己不称帝就是对不起中国老百姓了似的。

吹捧袁世凯的人里，也有蔡锷。

后来，眼看着袁世凯因为称帝成为众矢之的，又有墙倒众人推之势的时候，曾经拥护袁称帝的人又抛弃了袁，跳着脚说自己是反对袁称帝的，让袁世凯赶紧取消帝制。

蔡锷也在这时候喊出了一句：“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这一句话，让他名扬四海。

没人想给袁世凯陪葬，被袁一手提拔起来的段祺瑞也不想，老段当时也站到了袁的对立面，所以更不用说蔡锷了。

蔡锷在1915年12月回到了云南，这时候离他离开云南去北京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唐继尧已经坐稳了云南都督的位置，所以他在回到云南后只能仗着一点余威和唐继尧联合起来宣布护国讨袁。

如果唐继尧不给他面子，不答应他的话，他是没辙的。

蔡锷拿不回云南，所以只能去打下一块地盘，否则他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北京便没了意义。

蔡锷率领滇军一路打到了四川，后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这时候的蔡锷又成为了一方军阀。

可是，蔡锷最后为什么又会辞职呢？

因为他的病越来越重要了，他已经到了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了。

此外，唐继尧一直在打四川的主意，在蔡锷和陈宦讲和停战的时候，老唐不仅没给老蔡补给，更是想趁着蔡、陈停战的时机出兵攻占成都。

唐继尧已经够蔡锷伤脑筋了，更伤脑筋的是蔡锷手底下的人在他拿下四川后一直在吵着向他要好处，让他头疼不已。

如果他的健康状况没有问题的话，他当然有时间和精力去收拾这个烂摊子，让四川彻底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坐稳坐实四川督军的位置，在北洋各系分裂、各省各自为政的乱世里成为一个实权军阀。

蔡锷又和孙中山不和，所以他即便不死，估计也不会投入孙的阵营，或许在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他会选择像刘湘、龙云那样挂上国民政府的旗帜，可是说到底也还是一个军阀。

只是，命运不肯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为什么蔡锷一开始劝袁世凯君主立宪，后来却又起兵讨袁

先简单介绍一下蔡锷。他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府。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189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多地任职，辛亥革命中任云南临时革命总司令。

袁世凯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至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

“蔡锷劝袁世凯君主立宪”真实情况如何？前因后果是怎样的？袁世凯儿子袁克定的自传《袁寒云自述》说：

筹安之初，蔡集诸将军于其寓，议上表劝进，蔡首署衔名，段、江辈益妒视焉，遂诬以谋叛，以兵围检其寓，无所获证。再三侵扰，蔡不能堪，而先公不知也。蔡乃请假，出京养疴，先公犹电令蔡所经地之官守优予卫送，未觉蔡竟起兵抗变矣。

这段文字中，蔡锷“议上表劝进，蔡首署衔名”就是蔡锷劝进的说法的来源了。其次，蔡锷与杨度关系不错，有交往记录。杨度是真正劝进之人，那么，蔡锷算是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人吗？

我们如何理解蔡锷“首署衔名”这件事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蔡锷的传说中，有一件事情被无限夸大，那就是小凤仙与蔡锷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小凤仙掩护蔡锷离开北京。

如果传说是真的，小凤仙掩护过蔡锷，那么蔡锷在北京应该是没有人生自由的。但如果蔡锷真的有过“劝进”，怎么可能没有人生自由？

事情很简单，小凤仙与蔡锷的故事是假的。他们有关系不假，但跟军国大计没什么关系，小凤仙也没有掩护过蔡锷离开北京。

从很多历史档案来看，蔡锷有“劝进”，也有人生自由，他还反复去过天津，根据郭廷以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以及其他资料，蔡锷经常去天津密会梁启超，商议倒袁。

蔡锷的曾外孙袁泉先生曾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

1915年10月14日，也就是在曾外公最后一次离京前一个月，袁世凯派密探突击搜查蔡府。因为此前得到云南密报，说北京的全国经界局内有人密电云南，要求他们反对帝制。

这段家族记忆与《袁寒云自述》中的“段、江辈益妒视焉，遂诬以谋叛，以兵围检其寓，无所获证”符合。

蔡锷后来向袁世凯请假，离开北京，袁世凯同意。

蔡锷起兵之后，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北洋政府发布过公告：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

我们可以说，多种史料表明，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蔡锷通过“主张君主立宪”（内心一定是反感的），才获得袁世凯信任，请假去日本治病，回云南起义。

这个逻辑很清楚，不矛盾。

蔡锷最先提出的什么打法

1916年11月8日，蔡锷将军病逝于日本。蔡锷将军一生不仅先后领导参加辛亥革命、护国军起义，还留下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撰写的《军国民篇》，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他最先提出游击战的打法。

《军国民篇》主要介绍西方的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体育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民主义先由德国传入日本，再由蔡锷和蒋百里等人介绍到中国。

《军国民篇》分析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屡挫于列强的败因，认为是国人精神气质的问题，从教育、思想、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8个方面进行剖析。对于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蔡锷认为，症结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驯顺退让，不善为战。而当此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好战至少也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自立自足，安处一方。所以，中国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来，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

《军国民篇》写成约10年后，蔡锷奉调云南，出任新建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抵滇后不久，蔡锷就完成自己第二部也是最为重要的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其中3/4的内容论及军队建设。在“将材”一章，蔡锷写道：“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在这一章的按语中，蔡锷3次提到“良心血性”，将之视为为将者的核心意念和起码准则。这也是提振民族精神的最朴质最有力的一对元素——良心意味着责任感，血性意味着勇气。在那个中国积贫积弱、战乱纷扰的年代，蔡锷强调良心血性，切近人心人性，实实在在，因而也更有感召力，更易鼓舞士气，激发斗志。

蔡锷还认为，法是用以维持军纪的，而要做到官兵同心，还须讲仁爱。蔡锷讲仁爱，实际上是培养将官的一种德行。“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一个心怀仁德的将军不只爱兵，也会爱民，而这是更重要的。

在书中，蔡锷还指出以中国当时的战备力量，还不具备与敌国对攻的实力，一旦有敌来犯，与其苦苦硬撑，不如诱敌深入，利用本国开阔的地形拉长其战线，在持久战和消耗战中伺机歼灭敌人。蔡锷提到的应对战术为“波亚战术”（Boer，荷兰语，指“农民”，后译为布尔人）。19世纪末，英国垂涎于南非丰富的矿藏，与当地荷兰后裔布尔人之间爆发“英布战争”。战争后期，布尔人渐渐不支，退出中心城市后分散展开游击战。他们切断铁路交通，抢掠英军给养，并寻机歼灭小股敌军，一度令英军大感头痛。蔡锷说，敌人如果打来，我们就不妨用“波亚战术”与之周旋。后来，毛泽东在对付国民党“围剿”和日军入侵时，即借鉴采用此种战术。

近代兵书中，蔡锷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影响是相当大的。该书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年蒋介石将它作为黄埔军校的必修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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