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鲁迅在世时经常骂郭沫若，他是怎样骂的的一些知识点，和鲁迅为什么骂郭沫若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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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评价郭沫若是“天才加流氓”
1932年8月，一场特别的“隔空骂战”引发轰动，当时鲁迅在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那他们到底有什么“血海深仇”呢？
其实，从公开的资料来看，鲁迅与郭沫若没有任何私人恩怨，甚至他们两人终生都没见过面，之所以如此针锋相对，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文学上的主张与政治态度不同导致的。
也就是说，最初只是一场文学上的论战，只不过后来愈演愈烈，才出现了人身攻击，而这场论战是郭沫若主动挑起的，所以他挨骂也算是咎由自取。
100年前，并不像今天这样发达，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新型媒体，最常见的就是报刊和杂志，人们也是通过报刊杂志，来获取最新资讯的。
那个时代是一个百花齐放，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先后出现了多次重大学术思想论战，而文人之间的论战，当然也是通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来展开的。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嫉恶如仇的鲁迅，面对屡屡挑衅的郭沫若，只能被动应战，两人通过报刊杂志，彻底隔空杠了起来，下面我们就回到那段历史之中。
时间回到1928年，当时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满怀期待地打算与著名的“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来到上海，就遭受到了猛烈的轰击。
攻击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创造社”成员，当时创造社的干将冯乃超、李初梨等人，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观念早已过时，甚至登不上大雅之堂。
于是他们率先发难，公开发表《艺术与生活》等文章，猛烈抨击鲁迅，以防止鲁迅成为，他们发展文学思想的绊脚石。
本来如果鲁迅不接招的话，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鲁迅可不是好惹的，虽然初到上海，毕竟已经屹立于文坛多年，有着丰富的“骂战”经验。
所以他很快就整理好思路，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应，宣布与“创造社”开战。
鲁迅的文学功底有多强，历史早有定论，岂是冯乃超、李初梨之流能比的，所以随着鲁迅出手，“创造社”直接被干哑火了。
既然干不过，就得搬救兵，他们找到了“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说是元老，其实郭沫若年龄并不大，1892年出生的郭沫若，当时刚刚37岁，而1881年出生的鲁迅已经48岁了，两人相差11岁。
当时，躲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见兄弟们找自己帮忙非常兴奋，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很享受，于是他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重担”，并亲自操刀，炮制了一篇名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奇文。
这篇文章把鲁迅批得体无完肤，郭沫若在文章中说，鲁迅是“不得志的法西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份子”……诸如此类的词，实在不堪入目。
郭沫若的这种行为，直接将当时普遍存在的“文学论战”，转化为人身攻击，而这种从“论战”到“骂战”的转变，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鲁迅的反击。
正所谓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一众吃瓜群众，都准备好了小板凳，随时等着“好戏”开场，就连报刊杂志社的编辑，也在时刻关注着鲁迅的动态，因为鲁迅接下来的反击，肯定会给他们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可谁也没想到，嫉恶如仇的鲁迅，让他们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32年8月，才对郭沫若予以回击，大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那这段时间，鲁迅到底在干什么呢？难道他怕了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笔者特意查了一下，鲁迅在那段时间的动态，1929年9月27日，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1929-2011）出生。
可如果仅仅是因为儿子的出生，使鲁迅回归家庭，停止了反击，绝对解释不过去，因为鲁迅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其实，当时鲁迅正忙着与文学家梁实秋，打一场更大的“文学论战”。
而这场“文学论战”，远比与郭沫若的论战，要激烈得多，甚至可以用“旷日持久”来形容，鲁迅和梁实秋在以1930年为中心的八年论战期间，双方先后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总字数达40余万字。
双方的论战，涉及文学、教育、批判、政论、翻译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包含了翻译理念、人性讨论、阶级立场、普罗文学、文艺政策等多种内容。
总体来讲，双方论战还是比较严肃的，但也穿插着人身攻击，比如鲁迅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把梁实秋骂得体无完肤。
（如果感兴趣的话，建议读者朋友们，可以看看这篇被称之为，“现代文学论战名篇”的文章。）
很显然，梁实秋是“骂”不过鲁迅的，最后只能无奈地“偃旗息鼓”，不过就是不知道，梁实秋能不能像他之前发表的文章《我不生气》中所说的那样，做到心如止水。
其实，在那个时期，文人之间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虽然双方可能言辞犀利，但并不会结为死敌，也不会掺杂个人恩怨，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有时候双方骂着骂着，还会结为联盟，一起骂第三个人。
比如，曾在1928年攻击过鲁迅的“创造社”干将冯乃超，其实，是他先骂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的，在梁实秋反击冯乃超后，鲁迅觉得冯乃超说得有道理，又顺着冯乃超的思路，继续骂起了梁实秋。
而鲁迅本人其实并不喜欢“骂战”，有的时候，真是被逼得没招了才反击，他曾说过：
“往往别人给我十刀后，我才还他一箭。”
鲁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但笔者在这里不得不说，鲁迅的“一箭”，往往比别人的“十刀”还厉害，不但伤害性巨大，侮辱性更是极强。
但鲁迅从来不是为了骂而骂，就像鲁迅自己说的那样，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反击，鲁迅在关键时刻，永远都是会考虑大局的。
比如，鲁迅后来考虑到，他和郭沫若虽然思想上有分歧，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主动放下个人恩怨，于1936年8月，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写道：
“我和郭沫若等人，或曾相识，或未曾见过一面，或从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我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
从文中，不难看出鲁迅襟怀坦荡，而当鲁迅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发表文章，予以积极回应，郭沫若说：
“先生（鲁迅）实在是一位宽宏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人，我因此也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曙光即将到来。”
不过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曙光到来的那一刻，因为两个月之后，鲁迅就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了，终年56岁。
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郭沫若连夜写出了一篇，名为《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追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称鲁迅的死，是“不可测量的重大损失。”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郭沫若觉得，还是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悲伤之情，于是紧接着，他又用日文写了一篇名为《坠落的一个巨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情真意切地说：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地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的是，我已经有年纪了，恐怕不能恭维得尽致。”
郭沫若嘴上说，“不能恭维得尽致”，但他在行动上，却做到了恭维得尽致。1936年11月3日，我国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为鲁迅先生举行悼念活动。
郭沫若听说后，立即赶往现场，并当众对大家说，他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来参加追悼鲁迅活动的，说完之后，郭沫若还在现场高声呐喊：
“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
虽然当时全国都在悲痛地悼念鲁迅，但郭沫若的表现，明显非常反常，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郭沫若是在“蹭热点”，甚至还有人评价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文坛的“常青树”，就是因为他太会“审时度势”了。
那我们说完了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恩怨，下面我们就重点说一下，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是否正确，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这句“天才加流氓”，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郭沫若的一生。我们先说“天才”这个评价，郭沫若成名时间早，跨越时间长，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他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精通英、日、德、俄等多国语言，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可以说那一时期的各种重大事件，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
但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巨匠，为什么会被鲁迅称之为“流氓”呢？就算他的研究出现过一些失误，乃至在考古方面饱受争议，最多也只是学术上的问题而已啊？
其实，之所以称他为“流氓”，主要是他在感情上太过“丰富”了，甚至可以说是滥情，如果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就是一个“渣男”，下面我们就具体说一下，郭沫若“丰富”的感情经历。
1912年，21岁的郭沫若，在父母的张罗下，被迫与发妻张琼华结婚，由于是包办婚姻，接受了新思想且叛逆的郭沫若，对张琼华没有丝毫感情，两人只在一起生活了五天，郭沫若就离家出走了。
由于两人始终没有离婚，所以张琼华一直住在郭沫若的老家，为他守了68年的活寡，直到1980年去世，也没有等到郭沫若的回心转意，更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而郭沫若只在1939年回老家时，看过一次张琼华，据说当时郭沫若见到张琼华时，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算是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当然了，这都是后话。
我们接着从1912年说起，郭沫若离开家乡后，于1914年赶赴日本留学，在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医科，1918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医学。（郭沫若最初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
郭沫若虽然有原配夫人，但颇具“浪漫主义”风格的他，到日本后也没闲着，看到美女肯定是要追的，至于原配夫人嘛，反正不喜欢，他也就当做没有。
时间来到了1916年8月，郭沫若偶然间，认识了一位22岁的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并对她一见钟情，当时郭沫若25岁，于是郭沫若就对佐藤富子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当时佐藤富子在东京，而郭沫若在冈山，两地相距600余公里，但距离阻隔不了郭沫若的热情，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写情书。
随后，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两人就相互写信四十多次，最频繁的时候，两人一周就写了五封信，而这些信大多都是郭沫若写给佐藤富子的情书。
这些浪漫的情书，让从未见过如此优秀才子的佐藤富子异常激动，佐藤富子的内心彻底被郭沫若俘获了，比如郭沫若在第一封信中，就曾这样写道：
“你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你的脸上放出了圣光，你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你的嘴就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你……”
就这样，佐藤富子彻底被郭沫若忽悠迷惑了，她不顾家人反对，仅仅相识四个月后，就在1916年底，从东京来到了冈山，与郭沫若过起了同居生活。
郭沫若特意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郭安娜”，同居期间，她承担了一切家务，悉心照料起郭沫若，还为郭沫若生下了四子一女，当时郭沫若非常穷，可郭安娜没有任何抱怨，始终跟随着郭沫若。
等到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郭安娜又带着孩子，跟随郭沫若来到了我国，回国后的郭沫若，由于弃医从文，所以收入很不稳定。
但郭安娜依旧任劳任怨地支持郭沫若，不畏辛苦与危险的跟随在郭沫若身边。1928年，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并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被国民党通缉。
吓坏了的郭沫若，连忙带着郭安娜和孩子，逃往日本避难。在日本避难期间，郭沫若认识了一位叫于立忱的中国女留学生。
于立忱由于在1934年得了肺病，就来到日本治病，同时担任《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住在东京郊区一带，而郭沫若此时也住在那附近，所以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
据说由于两人来往频繁，让郭安娜非常不安，而于立忱一直痴情于郭沫若，但又无法与郭沫若在一起，只能在1937年初，从日本东京返回上海，由于病情加重以及相思之苦，使得于立忱抑郁起来。
于立忱于1937年5月自缢身亡。（有传说，是郭沫若把于立忱肚子搞大了，又抛弃了于立忱，才导致于立忱自杀的，不过从后来于家的反应来看，应该是谣传。）
那于立忱死后不久，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郭沫若立即动身离开日本，返回国内参加抗战，不过这一次，他是不辞而别的，并且把郭安娜和五个孩子留在了日本。
而当郭沫若在1937年7月27日下午，顺利到达上海后，日本方面才获知此消息，连忙逮捕了郭安娜，并对她严刑拷打，一段时间后，才把郭安娜放了出来。
自此郭安娜就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难度日，由于她特殊的身份，加上早年为了郭沫若与父母决裂，所以根本没有人帮她。
她只能依靠自己，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难度日，而郭沫若在这期间，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郭安娜和孩子的情况，就这样郭安娜独自带着孩子，在日本度过了十一年。
时间来到1948年，郭安娜偶然间获得了郭沫若的消息，兴奋的她终于看到了希望，连忙带着五个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找郭沫若，可让她奇怪的是，郭沫若始终对她避而不见。
也直到此时，郭安娜才知道，郭沫若早已娶了妻子，没有办法的郭安娜只能无奈地说了一句：“我走……”可当时的情况，她又能走到哪里呢？
最后，还是在政府的关照下，郭安娜成功地加入了中国国籍，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在大连定居，加入我国国籍后，郭安娜很少与外人来往，更不会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她也一直没有见到郭沫若，直到郭沫若去世的前一年（1977年），郭安娜写信给郭沫若，说两个人都已经垂垂老矣，希望无论如何都要见上一面，这才有机会见了一次郭沫若。
1983年，郭安娜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正好赶上她90岁寿辰，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专门为她祝寿。
1994年8月，郭安娜病危时，将自己的全部财产—500万日元捐给了我国政府，同时她还表示，她要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她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随后，郭安娜平静地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她虽然没有跟郭沫若一直走下去，但她跟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一样，都是非常长寿的。
那说完了郭安娜，我们接着说郭沫若的恋情，时间重新回到1937年，郭沫若离开郭安娜和孩子没多长时间，就认识了21岁的于立群。
这个于立群就是于立忱的胞妹，（有传说，郭沫若是在于立忱的葬礼上认识的于立群，不过根据于立忱的死亡时间，以及郭沫若的回国时间来看，应该是谣传。）
由于当时于立群经常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演出，所以她与郭沫若的交集也就变得多了起来，而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于立群时，就又一次产生了一见钟情的感觉。
按照郭沫若后来的说法，他仿佛从于立群的身上，看到了于立忱的影子，加上于立群此时将姐姐于立忱生前，写给郭沫若的诗，交到了郭沫若手上，更是让郭沫若非常激动，郭沫若后来对身边的人说：
“我有责任保护于立群，我要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这就是对于立忱最好的纪念。”
虽然，此时郭沫若已经45岁，足足比于立群大了24岁，但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并于1938年正式结婚，后来于立群为郭沫若生下了四子两女。
而于立群也一直陪伴着郭沫若，直到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半年后的1979年2月25日，于立群跟她的姐姐一样自缢身亡。而于立群的自杀原因，也跟她的姐姐于立忱一样，扑朔迷离。
（有传说，于立群在郭沫若死后，才知道姐姐曾跟郭沫若有过感情，所以精神上受到打击，进而自缢身亡，不过根据当年的情况来看，于立群应该至少在1937年时就知道此事，以此来看，应该是谣传。）
以上，就是郭沫若“丰富”的感情经历，所以笔者认为，鲁迅给郭沫若一个，“天才加流氓”的评价，丝毫没有任何问题。诸位对此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
鲁迅先生评价过郭沫若吗是怎样的评价
看到这个问题，笔者首先想到的是鲁、郭二人的生卒。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郭沫若生于1892年，卒于1978年，也就是说，两人皆在世时也不过四十余年。
按照郭沫若的回忆，他第一次认识鲁迅是在1920年《学灯》增刊上读到《头发的故事》。而作为文坛前辈鲁迅是相对较晚认识郭沫若的，或许在1921年创造社（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对《呐喊》的批评之后，鲁迅才得知郭沫若其人。
这样说来，鲁迅认识郭沫若的时间也不过十多年，这十多年又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和郭沫若在大局之中是合作的关系，这样鲁对郭的评价比较单一，但也有些“枝杈”颇具玩味儿。
一、正面评价鲁对郭第一次公开评价，还要算在1924年《论照相之类》中“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以“奋战忿斗”对创造社三人作了的总体评价，称赞了郭沫若等人对于民族事业的奉献和斗志。此后鲁对郭的评价也大多是“合评”，对他的评价也始终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之上。
而在1927年4月，国民革命失败，我国的革命事业处在低潮。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郭沫若为了扩大创造社的实力和影响，想要和鲁迅联合起来。同年9月，鲁迅在给李霁野（鲁迅的学生，1925年参加未名社）的信中写道：“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乎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这里既是把郭沫若等人看作“同志”，也认为他们是中国文艺的希望。于是鲁迅和郭沫若等人想到了一起，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的园地，此时是1927年12月。
到了1930年3月，“左联”成立，鲁迅正式与郭沫若联合。作为文化统一战线的成员，此后鲁迅对郭沫若的自然是以进步者、革命者看待的。而在文艺方面，鲁迅对郭沫若是大加赞赏的，他将郭沫若视为中国最优秀的剧作家、最优秀的诗人、最优秀的作家（1933年至1936年间鲁迅与斯诺夫妇的谈话，出自《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
可以说，鲁迅对郭沫若的文学有极大的赞赏，也推崇他的革命精神。这是鲁迅对郭沫若评价的主干。
二、负面评价但是，更为受人关注的是鲁迅对郭沫若的负面评价。而鲁对郭的负面评价也仍旧大多是合评，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之上。
鲁论对郭沫若的负面评价，缘于在1928年1月创造社发起的“批鲁”论战。
创造社视鲁迅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给鲁迅加上了“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以上三条出自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等标签，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并且将前文提到的即将联合的愿望无端打碎。
“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鲁迅作出了反击，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一系列文章，称创造社一干人“才子+流氓”。但这样的“笔墨相讥”鲁迅先生实际上并不愿意去做。他只是以大局为重，在大多时候中肯、理性地进行批评。
首先，鲁迅认为创造社的骨干成员有一种“惟我是无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影响了革命事业在一般群众中的传播。
其次，鲁迅将攻击者不切实际，“关在玻璃窗里做文章”而“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揭露出来。
此外，他对创造社夸大了“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做了批判，认为这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
这三点虽然并未针对郭沫若，但也是对郭氏的批评。这在1931年7月鲁迅的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也有做分析。
而针对郭沫若一人的批评也是有的。1929年2月鲁迅在《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中对郭沫若此前提出文学是处子，翻译是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制”这一尊崇创作轻视翻译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称“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并顺带批评郭的翻译风格：“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鲁迅先生在1936年大限将至之时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一直以来将郭沫若视为同志、后生的一员，对他的负面评价自然是非常少的。
三、关于问题的产生至于题主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其实我是有怀疑的。倘若不是我生在这个时代，恐怕我不会去想到有人会关注鲁迅如何评价郭沫若。但是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一句诗“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据说还有一个“加长版”。
笔者打一开始就不相信鲁迅会说出这样的话，但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在各类文献之中寻找，却并未发现这一说法。而是否有可能是当时鲁迅口头讲出流传下来的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恐怕可能性很小。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鲁迅先生对郭沫若先生的总体态度：有着大战斗上的同一目标和私人的小恩怨。鲁迅先生睿智、沉着，始终以全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人生的基点，从性格上看并不会因这些小恩怨而对“友军”讲出那样粗俗的话。
而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私生活作风极差，又缺乏骨气、习惯左右摇摆，这恐怕鲁迅是知道的。关于私生活，鲁迅抛弃了发妻，虽然情节较郭沫若轻许多，但是鲁迅也不至于不知羞耻去“五十步笑百步”；而缺乏风骨，郭也并不至于卖国求荣。
能统一所有能统一的人，这是民族危机之下鲁迅也追求的非常重要的事，能为“大战斗”出力，鲁迅断不至于为了无济于事的口舌之快，将郭沫若推向敌方、推向列强。
那么这一对郭的辱骂，和对鲁的诬陷，是如何出现的呢？
1926年10月，许广平邀请鲁迅前至广州任教，鲁迅便称有好事者挑拨了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这是利用了鲁迅的声名和地位，对反对派进行攻击，应当可以看作是起源。
而若是今人所杜撰，那么也可能只是单纯看不惯郭沫若的人品，借权威之口讲一己私怨，也情有可原，但不应以讹传讹，留殆后人。
鲁迅在世时经常骂郭沫若，他是怎样骂的
答：鲁迅偶尔会骂创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
首先，鲁迅批评了后期创造社这些骨干成员在推行“左”的路线时所表现的惟我独革、飞扬跋扈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的“突变”说的虚伪性。“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余，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鲁迅是怎样评价郭沬若的
鲁迅与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座丰碑，鲁迅的作品更具现实主义，郭沫若的作品更具浪漫主义。
俩人都曾留学于日本，而且专业都学的是西医，又都弃医从文，都走向了文学之路。鲁迅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回国之后，而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在日本留学其间就已奠定。鲁迅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小说与杂文，而郭沫若的文学成就主要是现代诗歌。
鲁迅与郭沫若都坚持了新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都对新文化运动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方向与路线是一致的。
至于说到鲁迅与郭沫若的争论，本没有性质上的分歧，而只是一种“文人相轻”罢了。
鲁迅曾戏骂郭沫若“才子加流氓”，而郭沫若曾笑谈鲁迅是“封建余孽”。当鲁迅为了爱情辞了北师大工作到了广州，郭沫若等还笑谈鲁迅“追月亮去了”。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说明俩人文艺方向的性质不同，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伟大的人民作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散发出的灿烂光辉同样光彩照人，同样值得世人学习和敬仰。
鲁迅与郭沫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不过有些战术上的分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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