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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隋唐之后，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时期，此时的西域地区出现了喀拉汗、于阗和高昌等一些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
10世纪末，喀拉汗和于阗发生战争，于阗战败，成为喀拉汗朝的一部分。此时期，我国中原地区战乱较多，改朝换代频繁，一时之间，中原王朝无暇顾及西域，但这些地方和中原王朝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1、五代十国
北方中原地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五代”。南方地区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等九国，连同山西地区的北汉，称“十国”。史学界把907年后梁建立到960年北宋建立这段时期称为“五代十国”。
2、周世宗改革
954年，郭威死，其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是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时期，继续推行政治改革，发展生产，整顿军队，为北宋建立后统一局面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减免两税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限制佛教发展。三武一宗灭佛的宗即周世宗。
在政治方面：注重改善吏治，下令修成了《大周刑统》21卷。鼓励近臣直言朝政得失。
在军事方面：整顿军纪，淘汰冗兵。并下令“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为强人，充当禁军”。诸道勇猛兵士被选为禁军，加强了中央的武装力量，使中央武力足以控制地方，开始纽转尾大不掉。内轻外重之弊。五代帝王均由方镇起家夺帝位，而推翻后周政权的赵匡胤，使用的却是中央禁军。
改革的同时，周世宗还南征北战，从契丹人的手中夺回三州和瓦桥关等三关之地，为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3、南北经济发展
北方战乱多，南方战事较少，且每一国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故经济相对发展。中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手工业“民间机杼大盛”。农业“旷土尽辟，桑柘满野”。
一、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
1、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变化很多，官职时常废置不常，其制度比较混乱。朝廷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
2、由于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枢密院的权力往往比三省来得大，所以时常以宰相兼领枢密使。
3、五代十国以“使”名官者很多，据《五代会要》记载有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等三十种之多。
4、十国诸国中虽然有臣服于五代各朝，在制度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政治架构等同五代。
5、由于五代十国大多是从节度使起家，对支持他们的幕僚往往担任新朝廷的职位，而前朝遗老则给予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等虚职。而将士有功时，为了笼络他们，也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状况成为后来宋朝冗官繁多的源头。
二、经济
1、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交迭频繁，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北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持续大减。直至后周后期才逐渐恢复，但经济力始终不如南方。
2、而南方则较为安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替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3、到五代十国期间，由于南方十国国家林立，摆脱北方经济负担，而且君王重视生产发展，发展出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要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并与华北、外国通商贸易，商业十分兴盛。所以，南方至此已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经济中心。
4、由于北方内乱、外族入侵与天灾不断，南方十国在人口、经济、文化与科技方面皆胜于北方五代。这也是华南经济再度胜过华北的时刻，此后这一局面再也没有逆转。
5、十国为了扩展经济，重视兴修水利与经济作物，发展贸易业、茶叶、纺织，钱塘江石塘也是在这个时期兴建的。
6、由于关中经济崩溃，五代大多定都于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开封，都城的因素与燕云十六州的沦陷影响了宋朝的军事与经济。
三、文化
1、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导致了大量文献的遗失以及科技与文明的衰败。
2、五代推行雕版印刷《九经》，保存了许多儒学经典。
3、史学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旧唐书》是这一时期撰成的最重要的史学著作。
4、本时期是词发展的关键时期，
5、禅宗也在本时期进入全兴期。
6、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
《周礼·东官考工记》：“天有时，四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中华先民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巧夺天工，创造出光华灿烂的物质文明。
中国“文明古国”之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独步世界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作为标志的。早在大约公元前五六千年前，我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就已出现农耕作业。到了西周时期，以农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已经形成。历来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很早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学体系。
《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此处“神农”之“神”，其意为“治理”，文献学家张舜徽因此将“神农”解释为“治田”。《孟子·梁惠王上》：“烈山泽而焚之。”大规模的开垦田地，首先需以燃烧之法除去杂草等物，所以“神农氏”又称“烈山氏”。“耜”，指尖锐状的木铲，“耒”则是木铲上端便于掌握的木把。
《管子·海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铜、铁运用到农具上，木制的“耜”便成了金属制的“铫”，从工具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秦汉以后．将耕地与播种两道工序一并完成的高效率工具“耧车”出现。耧车有牛牵引，车上既装备了耕地的犁，又装备盛种子的漏斗。随着耧车的前进，土地翻动，种子从漏斗中滑落入土。
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特点是循环利用，低能消耗；以种植业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用养结合，使地力常新；集约耕作，提高土地利用率。在培养农作物及家畜家禽良种、改良农具、兴修水利工程等方面，都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
中国农业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色。土地为种植业之本，中华先民很早就注意到“土宜”对丰产的关键意义。成书于战国的《禹贡》，便区分各地土质为“黄壤”、“涂泥”、“海滨广斥”等诸种类型。《管子》更将九州土壤依肥沃程度定为上、中、下三级十八种，因土制宜，分别种植各类作物。区别土质，目的在改良土壤。
对于盐碱不毛之地，战国时代的人们已发明引水灌溉、洗去盐碱的改土良方。春秋时人们便区分土质，或作“不易之地”(连续耕作)，或作“一易之地”(耕一闲一)，或作“再易之地”(耕一闲二)。到了汉代，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赵过发明“代田法”，即田亩的垄沟与垄背每年互换位置，既充分发挥了地力，又使其获得周期性的恢复。“锄不厌数”，既除草，又保墒；水稻“烤田”，促使稻根向纵深发展；棉花整枝打杈，阻其疯长，以增加棉铃数量；合理施肥，“用粪如用药”等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早的果树原产地之一，北方的桃、李、柿、枣，南方的柑橘、荔枝等，都是传统名产。桃在我国已有三千年栽培历史，《诗经》中便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描绘桃树的繁茂。大约在汉代，桃由我国西北经中亚传人伊朗，继而传到欧洲各国。
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美国又从我国引种水蜜桃和蟠桃。柑橘类果树有许多种类，以甜橙、橘、柚和柠檬最重要。除柠檬外，其他三种均原产于我国。柑橘在我国生产历史十分久远，屈原的一曲《橘颂》，表明春秋战国时代柑橘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佳品。
在我国文化典籍中，专门的农书三百余种。其中，《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代表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所达到的水平。
《汜胜之书》是目前留传下来最早的农书。汜胜之在汉成帝时官拜议郎，曾在包括整个关中平原地区推广农业，教导种植小麦，许多热心于农业生产的人都前来向他请教，关中地区的农业因此取得了丰收。
正是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汜胜之写成了农书十八篇，这就是《汜胜之书》。该书总结了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是关中地区的耕作经验，提出了农业生产六环节理论，即及时耕作、改良和利用地力、施肥、灌溉、及时除草、及时收获六个环节，并对每一个环节都作了具体的说明。
《齐民要术》是现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的农书，作者是北魏的贾思勰，曾担任过青州高阳（今山东临淄县）太守。为了写成此书，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而且亲自向老农请教，在《齐民要术》中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学体系，并以实用为特点对农学类目做出了合理的划分。
《齐民要术》堪称是一部农业巨著，精辟透彻地论述了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生产关键的技术问题，规范了耕、耙、耱等基本耕作措施。对动植物养殖技术和农产品加工、酿造、烹调、贮藏也都有详细的论述。作为一部农学百科全书，《齐民要术》不仅奠定了我国农学发展的基础，在世界农业科学发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历史上著名的农书有两个版本：
一是宋高宗时，世居扬州、靠种药治圃为生的全真派道徒陈旉写成的《农书》，是现存最早论述南方水稻区域的农业技术与经营之书。
二是元代的王祯所著的《农书》。他曾在安徽、江西两地任过县尹，极为重视农业生产，搜罗了历代农书进行研究，并且经常注意观察各地农事操作和农业机具。
王祯的《农书》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经验，全面系统地解释了广义农业生产所包括的内容和范围，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农政全书》的作者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他从小对农业技术就很有兴趣，在博取功名的漫长时间里，深感陆王心学祸国害民，因而竭力主张经世致用，后成为明末清初学术界实学思潮的一位有力推动者。
徐光启几度宦海沉浮，他利用在家守制、赋闲的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试验。晚年辞官回家，潜心编写《农政全书》，至死方初步编就。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
具体内容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收养、制造和家政等项，不仅对我国古代的农学成就做了系统总结，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受到同代和近代学者较高的评价：“引先生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刘献廷：《广阳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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