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十万个冷知识这个问题，万理冷知识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理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者，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明、清三代，朱子理学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元朝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但由于朱熹理学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来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理是事物的规律。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动静观，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见《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见《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见《文集》）
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要“行为重”。“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
人性二元论，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见《语类》）
二程继张载之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
“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朱熹的理学讲究什么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晚年自称晦庵，江西婺原人。
三十一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李侗是程颐的三传弟子。他通过李侗继承了程颐的思想并加以发展，使“程朱理学”成为儒学的主流。朱熹生于福建，并长期在当地从事学术活动，其思想被称为“闽学”。朱熹是孔子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最博学的学者，也是孔子以后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学大师。他在传统儒学思想中，熔铸佛家、道家思想，建立起庞大而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在所有的理学家中成就最大，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的著作，在我国古代思想家中是最重要的，他著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朝指定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的注解，被明清两朝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一、“理”与“太极”朱熹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理，这是继承二程的思想而来的。但他同时也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学说，认为宇宙之内有理有气。“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生成，要有理，也要有气。理是一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是“生物之本”；气是一物生成的材料，是“生物之具”。这个“生物之本”是看不见的本体，朱熹把它叫做“形而上之道”。气是构成事物的具体材料、物质，它不是万化之源，是有形象可循的，所以朱熹叫它是“形而下之器”。他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这是说在形成事物的过程中，理和气都不可少。关于理和气的关系，朱熹认为：“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所谓理是主，也就是理主宰着气，气是由理制约的。朱熹认为具体的事物，它的理与气不能相离，没有先后的分别；如果溯本穷源，就应该是“有是理，然后有是气”，“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以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是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朱熹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这里所说的一理和万理的关系，就是所谓“理一分殊”的关系。正如太空之中只有一个月亮，但散映在江湖之水泊之中：凡是有江湖水泊之处，水面上都可看见一个月亮。这种理一分殊的关系，既不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因此他喜欢借佛教常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他的理一分殊的道理。理普遍显现为一切事物，没有理，就不成其为事物。他说：“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桃不同于李，张三不同于李四，这是说桃李、张三李四各有不同的理。朱熹认为这只是理的分殊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桃李、张三李四相同的理，正如他所借用的月印万川的观点一样。万川之月实为一月，万物之理实为一理，“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各自有一个理。”为了进一步说明天理无处不在，无物不容，“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熹又发挥了周敦颐的太极说。朱熹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理的全体，就是太极。理一分殊，也可以说是万物统一于太极，物各具有一太极。而太极又可以说是最根本的理，所以说“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朱熹虽然把理叫做太极，但他说到太极时，总是指最根本的全体的理而言；说到理时，一般说来是指分殊的理。朱熹对太极做了更详尽的描述。首先，他认为太极是世界万物的根源。其次，太极本身无动静，无始终，是永恒的存在。但一切事物的生灭、动静，却都是太极作用的结果。再次，太极具有道德属性，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太极是万事万物的典型，万事万物的形成发展都以太极为归宿。二、“格物致知”与“知先行后”在认识论上，朱熹明确划分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界限。认识的主体是人心的知，所以说“盖人的心灵，莫不有知。”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理，所以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认识的方法是“格物”，认识的目的是“穷理”。认识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朱熹通过对这个阶段认识过程的分析，建立了他的格物说时，特别强调了两点：其一，是“即物而穷其理，一物有一物之理，格物就是通过具体事物穷理。而不是脱离具体事物穷理。”其二，是“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于其极”，意思是指就已知的理推论到未知的理。朱熹的格物说，主张从认识具体的事物作为取得知识的开始。格物的范围可以说无所不包：“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所格的“物”，既指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也指社会的根本原则。实际上，他的注重点在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上。他的格物说虽然包含着求知的因素，但不在于以格物去认识自然界并发现其规律。格物是一种封建道德的修养方法。因为他所谓的“即物穷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都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格具体的物，是不能认识天理的全体的。而到了认识的最后阶段，即由部分的理认识到全体的理，就有赖于神秘的顿悟，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通过顿悟，就可以得到一种全知全能的知识。朱熹在认识论上，也注意到了知行的关系。朱熹思想有三个重要论点：其一，就知行的先后来说，知先于行；其二，就知行的轻重来说，行重于知；其三，就知行的关系来说，知行互相区别，互相依赖，互相影响。朱熹认为“知先于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今人多数践履，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因此他反对专门践履，因为不明白义理所在，只专门主张践履，践履就失去了明确的目的，从而也就不知道践履的具体要求，“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只有先明白了义理，才能做合乎义理的事，才能以义理作为标准判断践履的是非。福建建阳考亭书院朱熹提出了知，还是为了行。他说：“自古无不晓事的圣贤，亦无不通变的圣贤，亦无关门独坐的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反对关门独坐求知，说明朱熹还是着重于行。但朱熹所说的行，主要是指封建的道德实践，而不是要求人们去改变自然，更不是改造社会。朱熹认为知行是相互依赖的，正如眼与足的关系一样：“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熹所谓的行，不是指科学的实践，而是指封建政治和道德上的实践，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操存涵养”。朱熹所谓的知，主要也是指封建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认识，也就是所谓“格物穷清刻本《四书集注》书影理”。所以这两方面的功夫不但相互依赖，而且相互促进，才能最后达到知行统一。三、“人心”与“道心”朱熹认为“心”是知觉的作用，出于个人自私目的的是人心，出于义理目的的是道心。人心总是自私的，道心总难免遭受人心的蒙蔽，所以难以使它充分显露。正确的行为和动机，就是“道心”，不正确的行为和动机就是“人心”。封建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努力使道心处于支配的地位。使“人心”服从“道心”的支配。朱熹比较详尽地论述了道心和人心的关系：“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照朱熹的说法，道心是从纯粹的天命之性发出来的，所以是至善的，即使下愚的小人也具有天命之性，不能无道心。至善的道心常受形气的私情所蒙蔽，微妙而难显现。人心来自人的形体，它是从具体的气质之性发出来的，可善可不善。即使上智的圣人也是理气结合生出来的，不能不具有气质之性，所以也不能无人心。人心对外界的反应，常产生过与不及的偏向，不容易适得其中，故危殆不安。故超凡人圣的修养方法并不是消灭人心，而是使人心服从道心，使危殆的人心由危而安，微妙的道心由隐而显。这样，一切思想言行自然就会合乎封建道德标准。朱熹认为这种道德修养，最终的目的就是求仁。广义的仁是包括仁、义、礼、智一切封建道德的总的原则。仁指的是仁的本体，义指的是对仁的决断，礼指的是仁的具体仪节，智指的是对仁的识别。一个人求仁得仁，就是由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识别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就是智。识别仁时，他又有充分的勇气决断，按照仁的原则行事，这就是义。他在按着仁的原则行事时，又能熟悉各种合乎仁的标准的仪式礼节，这就是礼。这样他才能完成求仁的目的。但完成求仁得仁的过程，归根到底有赖于战胜人欲、恢复天理，使人心服从道心，道心得到完满的表现。而仁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就是天理。朱熹认为修养的目的是求仁，修养的主要方法是主敬。主敬，是指体认天理的涵养工夫，做到精神专一，庄重肃穆，怀“畏谨”之心如事上帝，贯乎动静，表里如一。如此行事，就叫持敬。总之，“敬”的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关于十万个冷知识到此分享完毕，希望能帮助到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