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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仙戏的历史是怎样的
莆仙戏源于唐，成于宋、盛于明清、闪光于现代。它表演古朴优雅，不少动作深受木偶戏影响，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唱腔丰富，综合了莆仙的民间歌谣俚曲、十音八乐、佛曲法曲、宋元词曲和大曲歌舞的艺术特点，用方言演唱，具有浓厚地方色彩，迄今仍保留不少宋元南戏音乐元素，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莆仙戏现存传统剧目有五千多个，其中保留宋元南戏原貌或故事情节基本类似的剧目有八十多个。
莆仙戏的发展历史
莆仙戏，因形成于兴化地区(今莆田、仙游)，用兴化方言演唱，故俗称“兴化戏”。它流行于莆田、仙游两县、惠安县北部及福建南部兴化话流行的地区。
莆仙戏滥觞于南宋，清朝莆田文人关陈谟在《闽中杂记》中记载：“兴化戏剧源于宋而盛于明。”南宋莆田诗人刘克庄(1187～1269年)晚年于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年)，在故乡看到莆仙戏演出，曾赋诗描述当时盛况：“抽簪脱满城忙，大半人多在戏场”，“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陌头侠少行歌乎，方演东晋谈西都”。可知，所演剧目多以历史故事题材为主，并包含某些宋、元南戏古老与罕见的剧目。
据1962年调查统计，莆仙戏传统剧目有5000多个、8000多本，其中与宋元时期南戏有关的剧目，除了被称为“戏文之首”的《王魁》与《蔡伯喈》外，还有《张协状元》、《郭华》、《陈光蕊》、《刘文龙》、《刘锡》、《王祥》、《朱买臣》、《赵盾》、《杀狗记》、《小孙屠》、《苏秦》、《刘知远》、《王十朋》、《老莱子》、《董永》、《乐昌公主》、《王焕》、《姜诗》、《高文举》等81个，有抄本流传下来的共57个，其中被称为“宋元戏文”三种之一的《张协状元》，是目前中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本南戏剧目。此剧在全国各地早已失传，惟独保存在莆仙戏里，700多年来历演不衰。据老艺人黄文狄(1895～1967年)回忆，师傅代代相传，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莆田“后周二班”演过此剧。由于兴化话“协”与“洽”谐音，所以剧名又叫《张洽》。后来剧本传到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的“玉楼春班”，民国初年由“福顺班”演出。
明、清时期，是莆仙戏发展、繁荣的时期。明朝莆田文人姚旅在《露书》卷八《风篇》中记载了莆仙戏使用的特殊乐器笛管：“以葭芦为之，莆中谓之芦笛。然亦莆中多此，岂余所见未广耶?”演员的冠饰也很有特色：“弁如帻，但当耳有两手耳。余少时于戏场见之，犹有吉祥之意。”长乐人谢肇在《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中记曰：“莆田多善鼓琴，而多操闽音”。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黄金龙办起私人家班：“集戏子一班为生”(清?陈鸿《清初莆变小乘》)。而民间班、社大发展，据清陈鸿《莆靖小纪》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十二月廿九日迎春，戏子廿八班，共妆春架四十八架，官民共赏新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莆田北关外头亭瑞云祖庙，嵌立一块“志德碑”，上列戏班共32班，比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增加了12班，达到鼎盛时期。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仅仙游一县就有戏班60多班。当时，湖南人陈盛韶任仙游县令，他在《问俗录》中记载：“俗喜歌舞，里巷婚丧，靡不演剧，而价亦廉。合邑60余班，闽人通称七子班。乐操土语，别郡人终日相对，不达一语”。据调查统计，从清中叶到清末，莆田、仙游两地的戏班达到150多个。并从昆曲、弋阳腔及乱弹等声腔中吸收了大量传奇剧目，改调而歌，使莆仙戏传统剧目更为丰富。
此外，清代莆仙戏还出现根据时人时事或地方故事编演的时事剧。其中有揭露仙游县令宋某胡乱判案，草菅人命，造成冤案的《王监生》；有反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廷一品大官被英、法侵略者驱赶上街扫马粪的《红顶扫马粪》，以及《林则徐禁烟》、《吗啡劫》等。
民国时期，京戏、闽剧相继传入莆田，京剧的武打表演与侠义剧目，闽剧的机关布景和表演手法，都对莆仙戏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后台伴奏也从原先的锣、鼓、吹单纯的乐器，向民间吸收了“十音”、“八乐”中的部分乐器和外地剧种的乐器，诸如二胡、板胡、琵琶、三弦、扬琴、大提琴等，使莆仙戏音乐形式更加多样与抒情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莆仙戏演出活动十分活跃。民国9～12年(1920～1923年)，“紫星楼”班首次出国，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伐子都》、《征东》、《征西》、《三国》、《封神榜》等剧目。民国16～19年(1927～1930年)，双赛乐班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天豹图》、《瓦岗寨》、《水浒》、《三国》、《方世玉打擂台》、《王魁与桂英》等。这一时期，莆仙戏剧坛上涌现一批著名演员，如生角黄文狄、老生傅起云、净角林元、小生郑应、净角林炉、旦角陈金标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9年，莆仙戏处于低落时期，戏班大量减少，艺人纷纷改行或星散农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仙戏获得新生。50年代初，莆田、仙游两县文化主管部门，组织戏班艺人，学习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改戏、改人、改制”政策，对莆仙戏进行恢复和改革工作，莆田县的“新共和”、“益华风”、“赛凤凰”、“新民风”、“赛天然”等40多班，仙游县的“新仙和”、“新泉春”、“新玉和”等10多班，先后恢复演出。他们分别移植、改编并上演一批来自老解放区的剧目，如《闯王进京》、《林冲》、《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九件衣》、《血泪仇》等，受到观众赞赏。1951年至1952年，由文化部门派出干部和由艺人民主选举产生剧团领导班子的新型剧团(如莆田县典型剧团和仙游县实验剧团等)先后成立。1953年，莆田县建有大众剧团、劳动剧团、荔声剧团、和平剧团、前进剧团，仙游县有鲤声剧团等，推动了剧目编演工作。
明朝文官爱与皇帝抬杠吗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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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舆论权和政治权的分离独立。
在当时的舆论看来，一个官员敢于坚持自身原则、不怕强权、敢于与皇帝对抗，那是显见文人风骨的高尚行为。所以他们就算因此而受到惩处也在所不惜。
这种思潮的兴起，其实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发轫自宋朝的程朱理学，到了明朝达到一个顶峰。程朱理学强调人的社会感和历史责任感。教化士人应该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甚至于为国捐躯、为民请命。
他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与品德修养。把爱国忧君、诛乱讨贼、大一统等忠孝信义的道德规范，纳入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成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信念。
明朝不论是言官还是其他文官，都以顶撞皇上为荣，顶撞的越厉害名声越大，大家越认为你是个好官，越尊重你，而不是看你做了什么成绩。
朱元璋当年对付文人，发明了一种惩罚，就是当廷“廷仗”——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当众打屁股。
廷杖，即是在朝廷上以荆条或竹板打人，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最早有廷杖纪录的是隋朝，到了明代便逐渐形成制度，成为皇帝常用的惩罚朝臣的手段。
在大堂的众目睽睽下打屁股，是一种很有辱斯文的事情。其实朱元璋目的也就是对这些文人进行人格羞辱，让他们知难而退。
但是却事与愿违，文官们认为自己说的做的都是符合传统礼仪，是合乎天下大义的。
所以他们宁愿被皇帝打屁股，甚至处死，他们也坚决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孟森）
“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黄仁宇）
如果被廷杖就说明着他敢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因此而死是最光荣，最荣耀的，也是最能体现自己身份特征和气节的。
所以不但没有制止住文人的这股风气，反而越演越烈，到最后竟达到前赴后继、趋之若鹜。
一次因为承天门发生灾祸，明英宗觉得这是自己的过失引起的。于是让岳正草一篇文章，好“敕谕廷臣”。皇帝的意思不过是让他代笔，写一篇《罪己诏》，应付一下，走走过场就行了。
但是这个岳正真个是胆大包天，他在这篇文章里用皇帝的第一人称的语气，极尽夸张耸人听闻之能事，把明英宗的统治骂了狗血喷头，面无人色，好象在明英宗统治理下国家真的暗无天日一样。
“善恶不分，用舍乖欤？曲直不辨，刑狱冤欤？……此皆伤和致灾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明史·列传·卷六十四》）
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成为奇观，举朝传诵这篇皇帝自己骂自己，自己抹黑自己的文章。
明英宗自己看了之后，当时气得七窍生烟，火冒三丈。
他先把岳正调出内阁，后来又把他遣返回乡。
皇上气成那样，没有找理由搜证据将岳正“绳之以法”，可见明朝的大部分皇帝还是很大度和开明的。
嘉靖初年，杨廷和、毛澄等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和嘉靖皇帝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
皇帝派太监去和内阁大臣进行沟通，太监自然知道事情不好办，要是再拿派头，恐怕事与愿违，况且事办不好回去也不好交差呀！于是一来就低三下四的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
在求爷爷告奶奶的同时，还拿出金子来行贿。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回心转意的。
谁知这位毛澄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是一副铁石心肠，坚决不同意皇帝的要求。
“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在大礼议的事情上，明朝的文官集团也确实把嘉靖皇帝逼的太过，嘉靖软硬皆施，陪尽笑脸，说尽好话，可以说做到了一个皇帝所能做到的低三下四程度的极致，却还是碰的头破血流。
“以君主的身份，以金贿赂大臣，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恳求大臣同意自己的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只有明朝才能出现的奇观了！
明朝以后，文人却再也不敢轻易放肆。
是啊，清朝建立以后，再也不给文人这样“恣意妄为”的生存空间了。尤其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共130年连续的高压统治，大兴文字狱。
这时候的政治风气，有点风吹草动，动辄腰斩，或者抄家。杀来杀去，把文人的根系都砍断了，还哪有过去那种“文死谏”的生存环境？
所以这时的文人墨客多寄情于山水或者推行所谓的考据之风。官员也彻底成为皇帝的奴才，跪受笔录，听候圣意。
从清朝中期开始，大清的综合国力已全面落后于世界，但这时井底之蛙的朝廷还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呢。
太平天国一个乱哄哄的农民暴乱，清政府先后派李星沅、赛尚阿、徐广缙、向荣等多位将帅前往广西镇压，大出清军意料之外的是，军事武备废弛已久的八旗军一碰太平军，一触即溃。
面对这来势汹涌的义军，咸丰皇帝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各省乡勇。
就这样的朝廷，怎能和装备精良的洋鬼子争一日之长短。所以说，清朝的灭亡是早晚的事。
早死早托生。如果不是武昌首义的一声枪响，宣告一个腐朽朝廷的倒台，中国人不知还要经受多少苦难的煎熬呢。
参考资料：
《明史》清·张廷玉
《清史稿》赵尔巽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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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为什么有那么多汉奸
你就说哪个朝代末期没有汉奸？关键是汉奸的质量，比如说明末的洪承畴，尚可喜，吴三桂每一个投降都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还有不是汉奸却干过汉奸活的袁崇焕。比如一向以关心天下事为己任的东林党，结果快要亡国了还不忘内斗，口口声声要求别人咋样咋样结果自己先投降了。
历史上有振兴棋社吗
有的。因为历史上出现过多个文化或政治氛围下的棋社，如明代的少年杀手和清代的嘉义秀才棋社等，是为数不少的振兴棋社的代表。棋社在历史上不仅是普及棋艺、增强交流的场所，还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具有推动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体现出棋类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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