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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族,他们的性格都有哪些特征
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我们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日本和中国有太多的渊源,也有太多的**。因为日本,这是个曾经侵略过我们的国家,曾经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这个到目前为止其首相还在不断参拜其鬼社的国家,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认识?对于为何日本要在并且能够在我们的国土上进行大肆的掠夺和屠戮;对于日本国到现在为止对曾经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模糊的认识与暧昧的态度,国人心中充满了愤怒!在这愤怒之外,也许更多的是疑惑,是深思……带着这些疑惑,本人对日本民族国民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希望能够解决自己认识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希望各位网友给以指正。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是一个民族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和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了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足以将一个民族和他穆族区别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民族最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标志。因此,要对一个民族的心理进行分析,必定离不开该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模式。本人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
集团意识可以说是日本人最具特点的国民性。日本人的集团性特点起源于其稻作文化。因为稻作不同于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旱田耕作,兴修水利、插秧收割等都需要集体的劳动与合作,由此形成了农村共同体,产生了集团意识。而日本社会传统的家族制度(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和民众的家族制度)也是产生日本人集团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哪一种家族制度,家长的权威是需要家族成员绝对服从的。因此,在日本人的集团内部又很多的原则:权威的支配和对权威的无条件追随;不允许一切自主性批判反省的社会规范;集团内部的家族式气氛与对外部的敌对意识的对立。
在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中,又体现出日本人强烈的依赖心理。日本人普遍存在和想要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是日本人区别于欧美人的重要心理特征,而这也是理解日本人恩德精神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关键。正是因为有依赖心理,在集团内部担心被逼人看不起而失去依赖,所以有“耻”的感觉;正是因为这样的依赖心理的存在,日本人在集团内部所表现出了行动和认识的强烈的一致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依赖心理也许是日本人集团内部凝聚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日本人集团性最流行的描述就是“一个中国人能抵得过十个日本人,但是十个中国人却抵不过一个日本人。”因此,日本人更像蜜蜂,就单个个体而言未必优秀,但是,一旦结成一个小群体、小集团后,协调默契的配合却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力量。
在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中,内外有别又是其重要的心理特征。在集团内部、对熟人,日本人讲究的是“和”,讲究的是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他们对集团内部的成员表现得克制、谦和、彬彬有礼,但是对于集团外部的人和事,或者在没有熟人的场合,其行为却变得大胆无礼和无所顾忌。从而不难理解,在1937年中国的南京,为何日本军队能够集体行动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肆屠杀!因为,在日本人的意识内,集团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而且长官的命令必须绝对地无条件服从。他们潜意识里认为:“集体犯罪不是犯罪”(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再想想日本人在中国南部某城的买春事件,更是对日本人的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些日本人是在中国,他们自己的这个小集团之外的社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没有熟人,所以,对于生人,他们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任意妄为,并且不需要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日本人强烈的序列意识和等级观念
日本人重视“纵式”关系,他们趋向于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个序列。因此,他们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在集团和国家在等级序列中的地位比较敏感。所以,日本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权威有极大的敬畏和服从。他们性格上倾向于媚上傲下,对强者盲目崇拜和服从,对弱者缺乏同情心,甚至鄙视弱者。
日本人将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也投射到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他们把世界上的国家排列成一个序列,这种序列在不同时期会有所改变。因此,在后,日本认为在亚洲,自己是第一号强国,所以,它傲视一切亚洲国家,它欺凌一切亚洲国家,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强者才可以被尊重,弱者就应该被践踏。日本对战争的看法: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菊与刀)
但是,当美国人的蘑菇云在它两个城市升起之后,宣布投降后,日本人的态度完全转变,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是第一,美国是强者,所以,日本应该对美国俯首称臣、顶礼膜拜,在他们眼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直到今天,日本的外交仍然受这种序列意识等级观念的影响。日本总是跟在美国人身后指手画脚,完全是一幅美国的小弟弟的模样。当时,在亚洲,日本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亚洲的老大,他们总是担心这样的秩序被打破。这也是当今日本恐惧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日本人的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的心理特征
这是日本人性格中多种矛盾组合中的一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是一事物的两种面孔。因为自卑感会经常地造成一种紧张状态,人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内心的平衡,人们会从相反的方面,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节。
美国人类学家认为,日本人的自卑感源于日本的耻感文化和的“自卑感”。自卑感使日本人殊言自我,甚至可以达到“无我”的地步。但是同时日本人有着极强的优越感,从某个角度而言,正是因为有自卑感的存在,才使得日本人在另外一面寻求优越感的存在。
早在日本向隋唐称臣的同时,就建立起了自己对的大国地位,模仿的册封体系,令各国向其称臣纳贡;这种优越意识在日本神道教中表现更为明显,“佛法为万法之花果,儒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教为万法之相本,彼之二教,神道教之分化也。”无根无一枝叶,也无以花果,所以神道教高于佛教与儒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在后,日本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经过奋发图强,大量移植西方文明,很快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从此,日本人更是认为自己是天下人类中的“优等民族”,日本是“神土国家”,极力宣扬所谓的日本精髓“大和魂”。
在战争中,日本人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他们缺乏资源,日本人对此极度焦虑,并且急于向外扩张。当他们和地大物博的中国相比时,他们骨子里是很自卑的,因此他们依靠强大的国力作依托,对中国发动了战争。这场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资源。而一旦当他们发现很容易地进入貌似强大的中国并且迅速占领一部分中国领土时,他们的优越感便表露无遗。这时他们发现他们“”是那样的强大,而是如此容易便被击溃,他们越发以为中国人是不如他们“”的。以往中国的辉煌、日本对中国的俯首称臣必须以中国人的消失为代价。
就当前世界局势来看,日本在外交是总是仰美国鼻息,但是对于亚洲国家,日本总是趾高气扬。因为在美国面前,日本是自卑的;而在亚洲,日本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因此,也就有极大的心理优势。
日本人的精神至上信念和对天皇的崇拜
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的原则,他们追求精神的超越,他们对精神的追求超过了对物质的追求。在战争中,日本人的这种性格表性的极为突出。
在二战中,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宣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日本人认为,同美国人的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即使是在美军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精神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
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说到精神,就不得不说日本天皇。因为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武士道精神和天皇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因为天皇是日本的象征,使日本国民的象征,是日本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而事实果真是如此:日本天皇没有被审判。当然这其中也有美国人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正是因为日本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重要地位才使得美国人对此有所顾忌,美国人要考虑到自己战后对日本的统治的便利。日本的战败,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天皇却没有任何罪责;虽然日本战败了,但是所有的日本国民仍然在继续对天皇虔诚崇拜。
结语
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典型的混合型特征,这些往往是二元性混合。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性格的描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最后,补充一点,对于日本的研发高科技产品的能力、日本的团队精神、日本企业文化等等许多好的方面,我们也不能一味排斥,学习敌人不是屈服敌人,而是战胜敌人,即使我一直把日本人当敌人,但还是要这么说。
日本历史上有没有农民起义
首先,农民的界定是什么?如果只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江户时代以前的武士也会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算不算农民呢?再者,起义的界定又是什么,只是反抗统治者?还是推翻统治者?
日本历史上,最接近农民起义的便是战国时代的“加贺一向一揆”了,在这场动乱中,加贺国的守护富樫政亲被害,加贺国失去了最高统治者,进入了由地方中小领主一同共治的局面。
富樫氏本是加贺国的地方豪强,是镰仓幕府时期加贺国守护北条氏的家臣,镰仓幕府灭亡以后,继任者室町幕府提拔了富樫氏,将守护职位赐给了他们。
到了室町幕府中期以后,日本京都爆发了“应仁·文明之乱”,日本从此进入了战国时代。在应仁·文明之乱中,日本各地的守护都汇集到了京都,分成了东军、西军两个派系展开激战,当时加贺国的守护富樫政亲与弟弟富樫幸千代为了争夺守护职位,也分别加入了东、西军作战。
当时日本佛教诸宗派之一“净土真宗(一向宗)”在加贺国传教,一向宗的僧人们在各地都建立起了名为“道场”的机构,信仰一向宗的武士、商人、农民们都会以道场为中心,分别聚集在属于自己的道场内。一向宗的道场,最终成为了左右加贺国局势的一颗重要棋子。
同世俗权力中有纷争一样,一向宗的内部在传教的过程中也分裂为了“本愿寺派”与“专修寺派”,本愿寺的寺院与道场站在了富樫政亲的一边,而专修寺的寺院则站在了弟弟富樫幸千代一边。最终,本愿寺支持的富樫政亲取得了胜利,将弟弟驱逐。
不过,富樫政亲很快就开始警惕起加贺国的宗教势力,便联合原本的敌人专修寺想要驱逐本愿寺的势力,结果本愿寺发起的“一向一揆”击败了富樫政亲,逼迫守护富樫政亲自尽,加贺国自此进入了由一向宗寺院与地方领主公治的“百姓之国”。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一向一揆自治的加贺国有着“百姓之国”的头衔,但是绝对不是民主共和制度。富樫政亲死后,加贺国实质上的“守护”其实是本愿寺下派到加贺国的僧官,这些僧官的权力虽然并没有守护那么大,与地方武士也没有缔结主从关系,但是却能够靠着“道场”将加贺国给牢牢控制。所谓“百姓之国加贺国”,本质上只是一个驱逐了大领主后,由中下层领主与寺院共治的国度,这些地方领主与寺院都属于地主阶级,阶级矛盾依旧存在,治理国家更是与百姓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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